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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数学天才“刘嘉忆”

发布时间:2019-05-01     浏览次数:89

2011年7月的一天,著名数学家侯振挺教授专程拜访数理逻辑专家丁德成教授。期间。丁教授很兴奋地告诉侯教授:“你们中南大学出了个好学生,他叫刘嘉忆!”侯教授听后大为惊喜。然而。他查遍了数学院所有学生的档案,也无此人。难道不是中南大学的学生?在纳闷和疑惑中,侯教授尝试着根据刘嘉忆的电子邮箱地址发出了一封邮件。

  寻找数学天才“刘嘉忆”很快,一切有了结果。

  原来,刘嘉忆真名刘路,是中南大学2008级应用数学专业的学生,“刘嘉忆”是他的笔名,一方面是“6+1”的谐音;另一方面,他希望能给人留下美好的记忆。

  走在校园里,22岁的刘路一点也不引人注目。一米七五的个头,体重却只有55公斤,略显苍白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一脸羞涩表情,标准的学术男。可就是他,大三时破解了困扰数学界20年的国际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轰动效应”。

  这个中学就不专心备考、还有点不听话的孩子。怎么会是数学怪才呢。中学时,性格内向的刘路没有一点出类拔萃的地方,但喜欢数学的他初三时就已读完对初中生来讲等同于“天书”的《古今数学思想集》。至今,他的高中班主任老师还清楚地记得,刘路不爱交作业,包括数学作业。因为这件事,田老师和刘路的母亲交流过:“我们当时统一了思想,就是必须让他意识到高考分数的重要性。但我们最终还是尊重了他,虽然这个‘尊重’带有‘无奈’的成分。”高考那年,刘路最终幸运地被中南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录取。大学的学习环境相对宽松,学校图书馆里的学术书籍让他如鱼得水。

  2010年8月,酷爱数理逻辑的刘路在自学反推数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了“西塔潘猜想”,继而下决心要攻克它。尽管周围质疑声一片,可执著的刘路毫不在乎。

  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历经数次失败。2010年10月的一个晚上,刘路突然灵光一闪,想到利用之前的一个方法加以修改便可以证明“西塔潘猜想”,他连夜将这一证明写出来,并用“刘嘉忆”这个名字投给了国际权威杂志《符号逻辑杂志》。《符号逻辑杂志》的主编、世界级数理专家邓尼斯·汉斯杰弗德看到论文后激动万分,连夜给刘路回信:“我是过去众多研究该问题而无果者之一。看到这一问题得到最终解决,我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你给出了如此漂亮的证明,请接受我对你令人赞叹的祝贺!您真棒,你赢了我!”

  可是,对于“天才少年”的称号,刘路显然很不习惯,他自言:“我和大家一样,都是经历了残酷的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的。然而不巧的是,我是一个应试教育的抵触者,因为成绩不好,我只能默默地忍受其他人的质疑。我想要呐喊,却无话可说。但我选择研究数学是‘不计后果’,只是纯粹的研究,因为对我来说,将兴趣进行到底,才是最幸福的。”

  兴趣至上的刘路在一年的时间里,用一篇论文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精彩蜕变。当他的同学还在四处求职时,刘路已进入侯振挺教授研究所,直接担任中南大学研究员,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当刘路走进宿舍楼时,宿管大爷都会笑呵呵地对他说:“刘路现在不是同学了,是教授了,要喊他刘老师啦!”但他依旧淡定如初。

  如今,这位即将迎来23岁生日的副教授已经确定将数据挖掘作为近几年的研究方向,并受邀于2012年的4月1日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这位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有着与之年龄不符的成熟与稳重,而这正是一个研究人员必须具备的——专心如一、心无旁骛。正如他给学弟学妹们的寄语:人生好比一道数学题,外在的环境只能影响你的速度,或牵引加速,或阻碍减速,决定人生终点的只有你自己。

  其实,知道刘嘉忆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成长的道路上,你不能丢弃理想,要执著地坚持。这样,你才是最棒的。

 海地有句俗语:“对苦难而言,海地不是陌生人。”

  政局动荡、贫穷饥荒、飓风频袭……灾难对于大多数海地人来说,早已像吃饭一样平常。然而,1月12日下午发生的里氏7.3级地震,更把海地推向灾难深渊。

  徒手救人的维和警花“谢谢你,孩子!”

  地震来得一点征兆也没有。

  海地时间下午4点53分,来自安徽淮南的维和警察汪雪艳正与来自加拿大的马丁警官驱车在太子港市区执勤,突然,她驾驶的装甲车剧烈晃动起来。几十秒过后,她意识到:地震了。装甲车不停地左右颠簸,就好像一阵飓风突然刮来,她几乎无法握住方向盘。道路两旁的石头,开始不断往下砸落。她在继续行驶的途中,看到路两旁的行人不断尖叫,继而整座山开始坍塌,路边的建筑完全被摧毁,一阵浓烟从山谷深处弥漫开来。汪雪艳他们前行的路,终于彻底被一个巨大的滑坡阻断。她吓出一身冷汗,如果自己提前五分钟,或者车速再快一点点,肯定死于非命。眼下,她只得弃车前行。跳下车的汪雪艳骤然感觉到眩晕,循着惊恐的叫声看去,她发现一座酒店附近的民房已经变成废墟,到处是碎片和瓦砾,空气中全是灰尘和烟雾,天空都变了颜色。汪雪艳迅速掏出警务电话,准备向联合国驻海地联海团汇报情况。电话里全是忙音,汪雪艳握着电话的手僵在半空。她的同事马丁目瞪口呆,不停地用英语念叨:“完了!通信中断了,我们和所有人失去联系了。”就在她手里的警务通信中断后的十几秒钟,一名海地青年焦急地跑过来说:“有一个楼塌了,联海团的人都在里面!我带你去!”“走!”如同接到命令一般,汪雪艳转身就跟着那名青年朝身后跑去。这是一个三层楼的居民房,地震前联海团的人员租住在这里。到达楼房跟前时,汪雪艳看到的是满眼废墟,横七竖八的尸体堆满地面。突然,她听到一声微弱的呼救。循着那一丝声音,她努力地寻找着。终于,汪雪艳看见了一只手!一只极力舞动着的手,从一片废墟的空隙间伸出。她几步跨过去一把握住,试图让那只手感觉到依赖。那只手也用力地握了握她伸过去的手,似乎是在表示感激。汪雪艳陡然兴奋起来:有救!她左手紧攥着对方的手,右手飞快地扒着瓦砾和水泥块。马丁也赶紧上前帮忙,20分钟后,他们抬出了废墟下的老人乔治。老人的意识还相当清醒,他真诚地对满头大汗的汪雪艳说:“谢谢你,孩子!”一声“孩子”,叫得汪雪艳心里一动: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女,也是海地人民的孩子。放下乔治,汪雪艳又听到从一楼传来呼救声。她和马丁跳了进去,用门板抬出了那个腹部全是鲜血的年轻人。天很快就黑下来了。汪雪艳弯下腰、弓着背一下一下地边敲击地面边大声分别用法语和英语呼唤同事。突然,她感到脚下一软,是一个钱包。展开来,里面夹着一张外籍同事的照片,幸福的三口之家正冲她甜蜜地微笑。汪雪艳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此时,她隐约听到二楼夹层里还有人在小声地呼救。她马上用一架很长的梯子搭上去往里看、往里走。果然,联海团的三个同事(两女一男)被卡在里面。不到30厘米高的楼板缝隙中,加上楼梯坍塌和余震不断,使得救援极度艰难和危险。聪明的汪雪艳灵机一动,找来了一只汽车千斤顶,将楼板一点点抬高。时间就是生命!没有止血绷带,她撕碎了自己的迷彩服。为防止瓦砾让伤员再受伤害,她再次用双手为幸存者刨出了一条生命的通道。很快,在国内《新闻联播》中播出了汪雪艳救出5名被埋者的详细情况。面对镜头,汪雪艳谦虚而从容:“我们不是弱女子,我们是作为维和警察来到这里的。作为一名维和警察,就是在危难的时候去帮助人、去救护人,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职责。”

  “蓝盔妈妈,好!”

  作为中国第七支维和队的支委,在国内担任反扒大队教导员的汪雪艳由于经历丰富,又有着在第一线带队伍的工作经历,2009年9月底,刚刚来到海地不久的她被人事主管分配至联海团总部行动部的监控分析中心(简称MAC)。MAC的职位历来是欧美警察垄断的,汪雪艳是第一个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中国警察。尽管工作繁忙,但作为一位母亲,汪雪艳始终牵挂着孤儿院的孩子们。她常去的这所孤儿院有102名2岁以下的孩子,马路对面的另一幢楼里还有91个2岁~11岁的孩子。这些孩子都非常脆弱。确切地说,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孤儿,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无法养活他们。海地非常贫穷,在孤儿院,汪雪艳亲眼目睹很多孩子营养不良。实际上,大多数孩子被送到孤儿院的时候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太子港这座城市建在山上,坡度很大,再加上路途危险,去孤儿院简直是一种历险。因为在这个动乱的国度,危险如影随行,每一个黑洞洞的窗户都隐藏着危机,让人防不胜防。迄今为止,已经有32名维和人员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尽管如此,在地震的第二天,汪雪艳还是义无反顾地赶到了孤儿院。踏进孤儿园的大门,汪雪艳刚刚伸手抱起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突然,地面又开始剧烈摇晃,整幢建筑不停地从一边晃向另一边。晃动大约持续了45秒,后来,震荡又一波一波地袭来。婴儿们吓得哇哇直哭。其他员工和看护人员的尖叫声此起彼伏。又一次强余震来了。汪雪艳直立不起来,只能膝盖跪地,用尽全力抱住怀中的婴儿,另一只手挣扎着死死抓住另一个婴孩。旁边杂物架上的物件不停地震落下来,碎片飞溅。她竭尽全力掩护着怀里的婴儿,这时,又一阵更强的余震袭过来,她连动也不能动了。整整半个多小时后,汪雪艳终于和孤儿院里的工作人员把所有孩子都抢救到外面的马路上。此时,汪雪艳发现孩子们的外伤感染很严重。一个6岁的女孩头皮上有一块撕裂伤,感染的伤口满是血和脓。汪雪艳赶紧给她做简单的缝合。在清创时,女孩疼得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但强忍着不肯哭出声来。女孩的坚强让她感动。短短的两天内,她经历过无数次的生离死别,看到过数不清的感人场景,然而,职业的素养让她落泪却勇敢,伤心更坚强。

  孤儿院的主要食物是豌豆,可是孩子们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豌豆。汪雪艳掏出自己节省下来的方便面递给这些孩子们。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地干嚼方便面,她心里非常难过。为了给孩子们重拾活下去的信心,汪雪艳取出临出国前爱人方传儒用中国书法亲手写的扇面和条幅,以及表现中国文化的中国结,一个一个分给孩子们。孩子们都瞪大了眼睛,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充满好奇和向往。一名9岁的男孩双眼亮晶晶的,一手高举红艳艳的中国结,一手拉着汪雪艳的袖子,用当地话说:“蓝盔妈妈,好!”听到这个陌生的孩子叫自己“蓝盔妈妈”时,汪雪艳背过身去,任泪水滑落。

  “感谢家乡人民的关心!”

  地震后,汪雪艳与一位天津女警一起搬到了防暴队的营地。地震的第二天上午10点,汪雪艳在领导的敦促下,用海事卫星给家乡报了平安。当时,淮南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文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汪雪艳的朋友和刑警支队反扒大队同事全部聚集在汪雪艳的家里等候电话。20分钟后,电话里传来了汪雪艳疲惫而沙哑的声音:“感谢家乡人民对我的关心,作为一名职业警察来到这里,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另一方面是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中国警察、安徽警察、淮南警察的风采。”由于电话信号不好,汪雪艳的声音时断时续。通话中,电话断开了好几次。仅仅1分钟的通话,汪雪艳的爱人方传儒仿佛开动了耳腔内的每一个细胞,在空气中捕捉着她吐出的每一个字。

  海地地震当天上午9时50分,方传儒正在参加合肥的书法展。他突然接到亲戚打来的电话:“海地地震了,你家雪艳没事吧?”海地?地震?方传儒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脑子一片空白。怔了许久,他才挂掉亲戚电话,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拨妻子的手机号,他生怕拨错一个数字。“嘀——嘀——嘀——”手机里传来的是无法接通的回音!他再次核对了一遍号码,重新拔号。还是无法接通!“完了!”方传儒心里咯噔一下,他不顾一切地驱车直奔淮南。100余公里的路程,他头一次40分钟就赶到了家。扔下包,他以最快的速度拨通了淮南市公安局的电话,得到的答案是:“当地通信中断,还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正在积极联系。”方传儒每隔两分钟就拨一遍妻子的手机,但一直是无法接通状态。晚上5点半,放学回来的儿子方天行一头扎进父亲的怀里,大喊一声“妈妈”就痛哭起来。此时方传儒再急也只能先安抚儿子,父子俩开始一起等待……晚上7点整,经过9个小时的煎熬,终于等来淮南市公安局的好消息:“汪雪艳在海地平安,现在正参与救援。”方传儒“咚”地一声坐到了沙发上。汪雪艳的母亲是在《新闻联播》中看到女儿的,她激动地给方传儒打电话:“我在《新闻联播》里看见艳子了!她黑了,也瘦了!新闻里被她救的那个小伙子说‘就是这个中国警官救了我’。我这个当妈妈的真为她自豪!”

 3月18日,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CMI)郑重宣布:由于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成功破解困扰人类近百年的著名难题“庞加莱猜想,他将荣获奖金高达100万美元的“千禧年数学大奖”。世界各地的主要媒体都对此事作了广泛报道,并对佩雷尔曼的贡献和人格很是称颂,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受敬佩的数学天才。

  佩雷尔曼:安贫乐道的杰出数学家佩雷尔曼于1966年6月13日出生于苏联圣彼得堡(旧称列宁格勒)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电子工程师,母亲是小学数学教师。平凡的父母不能给他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却给了他聪明而好学的头脑。

  对佩雷尔曼来说,他的童年在4岁时就结束了。当同龄人尽情玩乐的时候,对数字感兴趣的他却在埋头啃着小学数学课本。“他是个怪孩子,我从来没见他和院子里的孩子玩耍过,”佩雷尔曼的邻居季莫菲耶夫娜回忆道,“他对小孩子的疯闹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其他孩子都在踢足球,可他不是钻到书本里,就是和父亲下象棋或玩填字游戏。”

  6岁时,佩雷尔曼进入母亲任教的小学学习。当他已经能轻松自如地在脑子里进行三位数的加减乘除时,同学们刚刚学会二位数以内的笔算。他的同学叶卡捷琳娜回忆道:“我们小学有个传统,好学生要帮助差学生。老师把成绩最差的一个同学分给了他。也就是半年时间,他硬是把那个男孩子从‘二分生’变成了‘五分生’”。

  1982年,佩雷尔曼进入圣彼得堡第239中学学习,这是一所颇具数学和物理教学特色的学校。入学才三个月,他就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并获得了金奖。当时,这个16岁的少年天才得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分———满分42分;这个成绩至今都没被别人超越。获奖一个月后,这个数学神童就接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邀请,为他提供丰厚的奖学金。美国人当时就明白:这个天才有着不可估量的未来。然而,他却谢绝了赴美深造的邀请。

  中学毕业后,佩雷尔曼免试进入圣彼得堡大学数学系学习。大学二年级时,他选择了数学中最复杂的研究方向———微分几何学。回想起大学时代的他,同学们都一致这样形容:他像外星人一样聪明,对所学的专业都很精通;在学习上,他很乐意帮助大家。一个叫格奥尔金那维奇的同学回忆说:“他只按他喜欢的方式生活。他对自己的外表漫不经心,经常拎着一个装满书的破袋子,穿着一件磨出洞的衣服,头发长长的也不去剪。他不吸烟,也不喝酒,是个乖乖仔。大学几年,他和我们除了数学什么都不谈。尽管我们身边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但毫无疑问,他更出色。”另一个同学阿妮西娅说道:“他是个有爱心的人。有一次我在校门口不远的地方见到他手拉手领着一个盲人过马路,这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1987年,佩雷尔曼考取了苏联科学院斯杰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并于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该所工作。周末他就回家辅导读中学的妹妹埃莱娜学习数学;晚上他就拉小提琴,妹妹唱歌跳舞,而父母就是他们的观众,一家四口其乐融融。据其母亲的好友伊万诺娃说,“他们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并不高,只希望他们诚实做人,认真做事,快乐生活。”妹妹后来也成了一名数学家,目前在瑞典著名的卡罗琳医学院从事生物统计学研究工作。

  苏联解体后,不少犹太人都移民以色列。1991年底,佩雷尔曼的父亲和妹妹也加入了移民的行列;可他的母亲却坚决不愿离开俄罗斯,此事对他触动很大。从那时起他就将自己封闭起来,并决心永远不离开自己的母亲。

  佩雷尔曼于1993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在美期间他解决了多个数学难题,其中包括著名的“灵魂猜想”。其成就引起美国数学界的关注,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一批著名学府高薪聘请他任教,但都被他谢绝了。一年后,他回到斯杰克洛夫数学研究所工作。据佩雷尔曼的同事阿夫杰伊说,“他虽然性格有点孤僻,但待人友善,无论对朋友还是同事,他都很友好。不过,当他得知有人滥用所里的科研经费时表现得非常气愤;他十分鄙视那些在学术上弄虚做假者。”由于他在数学上的成就,欧洲数学会于1996年给他颁发“杰出数学家奖”,但被他拒绝。

  2002年和2003年佩雷尔曼在网站上张贴三篇论文,成功破解了数学界七大难题之一 ——庞加莱猜想。此事震惊整个数学界。专家们认为,这一难题的解决很可能在物理和其他领域上得到“激动人心”的应用,有助科学家弄清楚宇宙的形状。后来,佩雷尔曼应邀到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学府做巡回演讲,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和媒体的跟踪报道。2004年斯杰克洛夫数学研究所推荐他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但被他拒绝了。次年,他辞掉了该所的职位,从此,他就人间蒸发,不知踪迹。《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开头就是“佩雷尔曼,你在哪里?”他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而对像《自然》、《科学》和《时代》这样声名显赫杂志的采访,他也不屑一顾。他很讨厌被卷入各种浮华和偶像崇拜。

  2006年8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国际数学大会上,国际数学联合会(IMU)决定将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茨奖授予佩雷尔曼。然而,面对这巨大的荣誉他却选择了拒绝。据美联社日前报道,他很可能也拒领“千禧年数学大奖”。潜心研究、淡泊名利、待人以诚、来去无踪是佩雷尔曼给同行最深刻的印象。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如今佩雷尔曼在圣彼得堡郊外的一座公寓中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安贫乐道,宁可过着隐士生活,家徒四壁与蟑螂为邻,“在附近的森林里找蘑菇”。他不只视名利如浮云,更视名利是追寻真理的敌人。

  目前,佩雷尔曼的名声已经超越了他的数学成就,他成了不少流言和漫画中的角色,但在科学界,他依然是最受尊敬的人物。如同英国广播公司(BBC)评价的,他破解了庞加莱猜想,“是数学发展,也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里程碑”。有趣的是,埃及《金字塔周刊》有一篇题为“佩雷尔曼:最聪明的数学家”的文章居然认为,只有金字塔设计者的后裔,才有可能破解庞加莱猜想这一百年谜题。然而,多位专门研究天才教育的美国心理学家却认为,佩雷尔曼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与其性格和家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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