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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事迹

发布时间:2017-10-14     来源:中华励志  浏览次数: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处偏远的湖南安江农校里,一个“自由散漫”的年轻老师远离了各种政治运动,一头扎进科研,像一株野生稻般自由生长,最终长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

袁隆平:像野稻一样自在

上周有一个重要的记者见面会,袁隆平的秘书给他精心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一个很美好的比喻,“人就像一颗种子一样”。

没想到,等到讲话时,他把讲稿摊开,又反面压了,放到了一边,然后,抠了抠脑袋,说,“这样郑重其事地夸奖我,我觉得一点都不自在。”

其实,秘书一点都没有说错,只不过,这颗种子实在不一样。

“掉”在了湖南农村

在19岁以前,袁隆平一直跟随父母辗转漂流。从北平到天津、江西赣州、德安、湖北汉口,1937年战乱爆发,一家人又逃难到了重庆,然后汉口,然后南京。

1949年8月,19岁的袁隆平高中毕业,他决定离开南京,回重庆去读农学院。

学农的原因很简单。还在读一年级时,老师曾带他们参观了汉口郊外一个私人园艺场。都好多年了,他始终惦记着,“里面的桃子红红的,葡萄一串串的,花也开得特别好。”

而重庆8年,有他最优哉游哉的少年。每每有空袭警报拉响,学校一散,他就跑到嘉陵江去游泳。“家里5个兄弟姐妹,父亲喜欢老大,母亲喜欢老幺,成绩最好是老四,我这个老二就落在了空档里。”

到了西南农学院,他更是过得自在,期间只有一次辉煌:救过一个人。他编的考分歌谣在班上流传:“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

1953年8月毕业,全班同学都被分到了全国各地,最远的是到新疆去研究哈密瓜。袁隆平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后,就坐着烧木炭的汽车一路颠簸,到了离黔阳县城安江镇4公里外的安江农校。

这一呆,就是16年。

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年轻老师上的课让学生喜欢。“他上课上得好,下课还跟学生玩,”当年的学生回忆说,“他不讲究那么多,黑板写满了,他把手一缩,抓起袖子就擦。”

哪个理论有道理

1958年,按照大学所学的苏联专家的无性杂交和环境影响理论,他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

袁隆平因此出席了1960年在湖南武冈县召开的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

就在这一年,在各地争相放出“马铃薯亩产8000公斤”、“水稻单季亩产1500公斤”等等“卫星”后,人们开始过“粮食关”。学校老师供应的定量减少很多,周边农民开始吃草根、树叶和“观音土”。在小小的安江镇上,袁隆平亲眼看到倒伏在街边的两具枯瘦的尸体。

家庭成分本来不好的袁隆平很少参加学校的政治学习,能躲就躲,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有次去农村上夜校,他讲红薯高产,听的人少,别的老师讲水稻高产,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农民跟他说,“红薯是杂粮,是稻米的搭头,吃了不经饿,‘以粮为纲’,是要大米。”

他后来私下跟一个要好的老师说,“没有吃的太痛苦了,我是学农的,要多搞点科研,等红薯嫁接成功了,就搞水稻高产。”

不幸的是,他的“月光花红薯”试验很短命。第二年,种子长出来,红薯又变小了。

1962年,他在学校图书馆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

“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袁隆平后来跟他的学生们提起这事,就爱说,“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

这年暑假,他自费赶到北京,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

他的英文功底一直就好——母亲曾是教会学校的高中生,他也在教会学校汉口博学中学直接上过外籍老师一年半的课。呆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他看了一大堆外文资料和学报。才知道,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

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试验逃过劫难

1960年7月,袁隆平曾经在学校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鹤立鸡群,穗大粒大。但是,第二年,“大水稻”的种子播下去,结果,高的高,矮的矮,产量都很低。

但是,这株天然杂交稻启发了他:用人工杂交的办法,可以培植高产的杂交稻。

勾腰驼背埋在稻田里的袁隆平,在1964年和1965年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稻株。

在60个瓦钵里面倒腾了两年,培育成功“雄性不育系”后,196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的院刊《科学通报》上,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这是中科院《科学通报》在“文化大革命”停刊前的最后一期。恰好给国家科委九局的一个领导看到了,就发函下来,要求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白专典型”袁隆平未能幸免,他的几十个“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被“彻底砸烂”,捡回来的几兜秧苗就悄悄藏在学校后面的臭水沟里。

就在要被抓进“牛棚”的时候,工作组却从学校档案里面找到了那封公函。

袁隆平因此化险为夷,反倒成了保护对象。更令他惊讶的是,省科委还将“水稻雄性不育”列入科研课题,拨给他科研经费600元,两名“社队来社队去”的学生也被同意留校当他的助手。

但秧苗却再次被毁。1968年5月的一天,试验田被人踩得稀烂,秧苗被拔光。从田埂边的污泥里,他又捡回了5根半埋着的秧苗。

让助手尹华奇感到惊讶的是,袁隆平继续干活,丝毫没有追究是谁干的,“他是那种摔摔打打都不记痛的”。

等到第二年6月,他又被派往100公里外的溆浦县低庄煤矿“宣传毛泽东思想”。两个月后,因为两个助手写信向上面反映,引起省科委和农业厅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科研协作组,才把他调往长沙工作。

开放的科研

从这年10月,袁隆平他们开始到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去南繁。

1970年元月2日,他们在元江县农技站遇上了峨山县7.6级地震,150公里外的元江,震级也在5级以上。

但元江的试验却不成功。脑子灵活的袁隆平意识到,所有杂交试验的材料都是栽培稻品种,亲缘关系太近,所以某些遗传特质会下降,应该换成用野生稻。

遍寻资料,他发现海南的野生稻资源最多,所以,1970年秋天,几个人的科研小组又到了海南岛崖县的南红农场。

这时候刚好《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评论,后来袁隆平得意地说,“在外面搞科研,成了‘逍遥派’,两头都不管。”

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上了袁隆平的课,就意识到农场附近的“假禾”,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野生稻。它们一大丛匍匐着,穗粒又小又少,一碰就掉,看起来就像野草。他约了袁老师的助手李必湖一起去辨认,然后挖回了一兜雄花异常、花药细瘦没开裂的稻穗。

这株被取名“野败”的野生稻后来成了所有杂交稻的母本。

1971年初,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又组织了一个全国性协作组。3月下旬,全国18个科研单位的一百多名农业科技人员都来到了南红农场。

此时“野败”的杂交第一代正在抽穗,还没有人知道其科研价值,但袁隆平却毫无保留,把“野败”材料分送给大家做实验。

“他这个人做什么都很坦荡,最恨那种保守、自私的做法,”湖南农学院教师罗孝和也是1970年才进入这个科研小组的,他发现,袁隆平从来不搞“山头”,“只要表现出对课题感兴趣,他就欢迎,给外单位的讲课也一点都不保留”。

人多力量大,很快,在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上万次回交转育后,结果,湖南组和江西组、福建组都培育出了几个优良的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4年,袁隆平育成中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经试验种植,两季水稻产量都比常规水稻增产30%以上。

随后,他又设计了父本与母本分垄间种的栽培模式,还创造出用竹竿“赶花粉”的土办法,将种子产量从亩产5.5公斤提高到40公斤以上。

1976年是很特别的一年。稻田边的广播里,不时播出周恩来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等大事件。稻田里面,稀稀疏疏的杂交水稻却长出了粗壮饱满的颗粒。这年,全国大面积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全部在20%以上。

杂交稻面积开始急速推广,到1998年,全国有一半的稻田都在栽种杂交稻。

等到1981年6月,推了一个光溜溜的小平头的袁隆平上了北京,领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特等发明奖。

自在随意的老头

现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摆满了各种奖牌和证书。但老头子还是坚持在第一线做科研。每年一到冬天,他都要到三亚基地去。

有次他爬田埂,旁边人想扶他一把,被他一下挡开了,“你以为我老了啊,我蹿田埂比你年轻人还快当!”

2001年,《湘声报》记者到海南荔枝沟基地去采访,还听见他把雷洁琼的话拿出来念,“百岁笑嘻嘻,九十也不稀,八十多来兮,七十小弟弟,”然后又嘿嘿一笑说,“我71,是小弟弟。”

试验田和住地隔一段公路,原来都是骑自行车下田,那天,刚好新买的咖啡色小摩托车送到,他立马发动新摩托,然后笑嘻嘻地一溜烟走了。

晚上6点半回来,吃晚饭,爱吃花生米,7点半散步,8点和大家打麻将,输了钻桌子。后来,他腰杆扭伤了,就不打麻将了,改打气排球。

成名成家的袁隆平好像仍然喜欢自在随意的生活。

他偶尔出差逛街,看到便宜衣服,就先在自己身上比试一下,然后又在助手身上比试一下,买上一大堆,回来就人人都发一件。有次到香港中文大学去作报告,他就扎了条刚在街边用10元钱买的领带。

1998年,湖南一个事务所评定“袁隆平品牌”价值一千亿元,杨澜到海南去采访他:“您回家跟自己的太太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她有什么看法?”

结果,他的回答是,“从来没有谈。”他后来跟助手说,“我就是个过路财神。”还在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给他1.5万美元奖金,他全部拿出来,设立了一个杂交水稻基金,专门奖励有成就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隆平高科”用他的名字上市的事情,他起初也不答应。“杂交水稻和股票完全是两码子事,我不懂,再说,袁隆平今天涨两分,明天跌两分,像啥子话哦?”后来是想到研究中心每年可以得到一笔固定的科研经费,才松了口。后来一忙,又把隆平高科的董事也辞了,只挂了名誉董事长。

即便现在,他这个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仍旧只分管科研,行政事务一概不理。

“他就是一门心思要搞科研。”1995年,出去制种卖的罗孝和被袁隆平喊回来,培育出了一个稳定的两系法杂交稻品种,比1973年的三系法杂交稻产量高出近10%。

紧接着,第二年,袁隆平又逢人就说,现在开始搞超级稻。

他经常跟人说起他曾经做过两次的梦: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像扫帚一样长,颗粒像玉米一样大,他和助手们走累了,就在稻子下面聊天乘凉。

刚开始,周围人呵呵的笑,时间长了,才发现他满脑壳就惦记这个事情。

他把身边英语好的年轻助手都尽量送出国去深造,为的是他的第二个理想:要让杂交水稻推广出去,“造福全世界”。

他的助手廖伏明感慨说,“袁老师又有追求又能自在,是个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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